今天你买菜了吗?哪里买的??
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里, 我国居民的日常消费模式经历了多次变革。菜市场作为最传统的日常生鲜渠道,在“农改超”工程中不断进化、蜕变,与连锁超市与生鲜电商的竞争中依然保持着最大的市场份额。市场经济唯一不变就就是变化,今天随着社区团购的疯狂,和生鲜电商的扩展,农改超胜负已分!
01 历史回顾/中国人的“买菜编年史”
02 计划经济时代的买菜难,可选种类少
居民需要凭票购物。由于物流不发达只能吃到应季蔬菜,在冬季能吃到的蔬菜基本只有白菜、萝卜、土豆。每次买几百公斤,然后储存每天大白菜、从而东北地区发明了酸菜,“菜花上酸菜”成为一道风景。
国内早期零售行业的尝试:1984年,北京首家超市——四季青蔬菜自选市场在海淀中关村开业。这也是全国首家蔬菜超市,主要经营自选蔬菜、副食品等,但由于商品价格较贵,居民无法接受、一年的时间亏损额就高达23万元。
03 改革使得农贸市场成为主流,风光无限
◆ 改革开放为农贸市场的出现创造了可能:
① 受改革开放影响,中国人口城镇化率从1970年代末起开始出现快速增长趋势;
② 1984年开始, 逐步建立起市场调节机制,农民生产积极性增加,剩余农产品大量出现并进入市场流通。
◆ 这一阶段也可细分为:
• 1985年-1988年:政府为缓解国内当时食品供应紧张的问题投资的“菜篮子工程”,农贸市场的概念随之出现;
• 1989年-1998年:全国大市场、大流通概念形成,农产品流通格局初成;
• 1994年-1999年:农产品流通的市场化改革进程都得到了持续的推进,并逐渐形成较稳定的市场化流通秩序。国营商店逐步消失,农贸市场兴起且至今依然是我国居民采购生鲜产品的主要渠道。
(图:中国人口城镇化率,由华泰研究部基于联合国数据整理)
04 连锁超市兴起:外资跑马圈地,内资压力中成长
◆ 外资品牌带动了连锁超市行业在中国的兴起
90年初的中国拥有基于庞大人口的巨大经济增长潜力,更重要的是此时中国本土大型连锁超市品牌较少,行业集中度非常低;对于已经将大卖场运营模式打磨完善、本国市场逐渐饱和的外资巨头来讲,进入中国市场是他们的理想拓张选择。
• 1995年中国出台关于引进外资进入连锁经营领域的政策,点燃了外资超市进入中国的号角:1995年家乐福作为首个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大陆开设了第一家大卖场;1996年,麦德龙、万客隆、沃尔玛进入中国,均瞄准北上广一线城市布局;同一时期中国本土连锁超市也快速发展起来,物美、永辉、万佳、家家悦等本土品牌在94年-96年陆续诞生。
• 2004年零售市场全面对外资企业开放,加速了外资超市品牌的扩张:2004年-2010年外资超市逐步向二、三线城市布局,家乐福及沃尔玛新开店速度达到年均20家;
(图:2004年外资超市在中国境内的门店数量)
(图:沃尔玛及家乐福在中国的拓展速度)
◆ 亮点分析:外资超市在早期竞争中的供应链管理优势
家乐福与沃尔玛在中国的早期竞争阶段以低价手段带动生鲜售卖,
• VMI :沃尔玛引进生鲜供应商,让肉制品、豆制品,蔬菜等独立经营,这就是供应商库存统管,统一收款,统一质量管控,顺利的赢得了一批忠实客户。
• 配送中心体制沃尔玛以物流配送中心保障门店扩张,平均每个物流中心覆盖面积半径约为300-500千米,保证自主配送比例超过75%,而且运输半径相对较短且比较均匀。
• 分拣技术:沃尔玛中国采用技术手段优化分拣流程,例如声控分拣货,整个分货过程完全采用人机对话及无纸化的作业模式,相比原本标签拣货的模式既环保经济又提高了操作效率和准确率。
(图:沃尔玛中国配送中心)
05 内资超市崛起、电商冲击加速行业洗牌
◆ 本土品牌选择扬长避短的竞争策略,成功反超外资品牌
• 永辉超市在发展初期制定加强对上游农产品供应商的控制力和议价力的策略,建立了非常独特的“生鲜模式”。在2010-2017年7年间年,复合增长率达到了26%。
• 大润发则选择首先布局低线城市,避免了与外资大卖场的直接正面竞争,在2010年就取代家乐福成为中国大陆零售百货业销量冠军。
◆ 电商的崛起对线下行业形成全面冲击
• 从2010年开始,随着阿里、京东等电商相继强势崛起,居民的消费习惯开始发生变化。
• 面对内资、电商崛起的双重挤压,2012年开始家乐福同店同店营业额开始萎缩,2015年跌幅甚至超过了10%。
06 中国饮食结构出现变化,生鲜消费整体“量稳价升”
◆ 从食品消费结构上看,中国人均蔬菜、肉类和粮食的消费量增长缓慢或下滑,水果、蛋类、水产有相对明显的增长;中国生鲜市场整体呈“量稳价升”状态。
◆ 尽管在近年来面临超市和生鲜电商的侵蚀,农贸市场份额占比保持在50%上方,是生鲜行业中“沉默的大多数”。
(表格:中国城镇居民食品消费量统计;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2020)》)
(图:中国生鲜市场交易份额;来源:智研咨询)
(图:中国生鲜终端渠道占比;来源:智研咨询)
社区团购攻城略地,已影响了蔬菜供应链
生鲜产品易腐、易坏,无法长时间存储,销售时最需要解决的是库存问题。传统菜贩每天凌晨去批发市场进货,无法预判当日的销售情况,进货少了,一旦行情好,不够卖;进多了,如果生意不好,卖不完,剩下的蔬菜只能扔了,造成浪费。而社区团购的基本逻辑是“预售、次日达、自提”,提前一天在APP或微信群预售,再根据预售情况备货,第二天送到社区。这种模式不需要去猜顾客的需求,也几乎没有库存浪费。
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里金毛狮王谢逊习得了一种拳术,名叫七伤拳。练七伤拳有一个先诀条件,那就是内功境界一定要非常高。
社区团购目前就位于这一层境界。
通过巨额的补贴,抢用户,抢市场份额,冲击了传统商超,以及一大批消费品牌。另一方面,社区团购赛道里内卷严重,尚未有玩家宣告盈利,但人力、物力、财力,几近“无上限”投入,使得竞争加剧,小玩家就成了炮灰。
2020年以来,社区团购市场鏖战惨烈。资金雄厚的互联网巨头们纷纷入场,聚集在同一赛道,正面竞争。最初走在前列的头部创业公司,逐渐丢失市场份额。社区团购也因抢夺菜贩、夫妻店的生意被推向风口浪尖,甚至引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介入。2020年12月22日,社区团购“九不得”新规出台,以规范低价倾销、不当竞争等行为。
即便它是最早一批的入场者。
疫情让资本认可社区团购模式后,在团购、打车、电商的亚马逊丛林杀出血路的掘金者来到这个赛道,争讲新的故事。据悉,美团优选将2021年的年GMV锁定在2000亿,并将冲击5000-6000万/天的单量;多多买菜2021年的GMV目标是1500亿;橙心优选为1000亿。
01 “农改超”的兴起
◆ 时代背景
现有的大多数农贸市场,雏形可以回溯至1988年开始的国家“菜篮子工程”,这项民生工程的初衷是缓解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农副产品供应偏紧和物价上涨过快的矛盾。但随着一线城市市容升级,农贸市场成为“脏乱差”的代表,所以从2000年开始,各地政府开始考虑清退或改造农贸市场。
◆ “农改超”定义
政府引导大型流通企业或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对不适应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和居民消费要求的原城市农贸市场,按照城市的经营业态、经营理念对城市农贸市场进行生鲜超市化改造,使其成为经营主体组织化、经营产品标准化、经营方式超市化及服务规范化,以经营生鲜农副产品为主的超市。
早期“农改超”工程主要由一线城市政府主导,国内学者主要从多方面论证此阶段农改超的必要性:
① 管理困难导致的食品安全性差、偷税漏税、消费者欺诈;
② 连锁超市带动农村品产业化、大农业的发展,有利于建立先进农产品生产和流通体系;
③ 通过提高市场保护机制促进农产品品牌的发展;
02 福州案例:引入和扶持企业为主,发挥企业创造性
◆ 福州“农改超”模式起于2001年,福州市政府大力引导和扶持商贸企业参与:
① 引进实力强的大型企业,如上海华联、好又多等;
② 扶持本地企业发展,例如永辉超市等。
这一模式的特点是连锁超市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了充分激发,例如通过大批量直接从原产地订货,或自建自己的生鲜品基地,实现农产品流通环节的压缩,在完成了农改超计划的同时也为自身创造了经济效益。
福州市“农改超”相对较为成功,消费者更青睐于在生鲜超市购物,但也造成不少福州市农贸市场从业人员面临着被淘汰的尴尬境地。福州市政府通过多种方式为农贸市场商贩寻找出路,减轻对“农改超”工程的阻碍,包括对商贩给予补贴,将商贩转移至尚未改建的农贸市场,对商贩进行培训,将其转化为超市员工或安排其子女进入超市工作等方法。
◆ 对于福州经验的思考:
农贸市场的公司化和规模效益:福州模式不仅达到了“农改超”工程的基本目的,且在过程中培育起了之后在国内知名的连锁超市品牌,带动了地区农产品生产及流通行业的发展,创造了极佳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可以说,福州政府对“农改超”工程的本质有着独特且清晰的认识——不仅仅是将农贸市场改造为农贸超市,其本质特征是使农贸市场公司化经营。
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连锁超市企业只有达到一定规模,并确定适合其的发展战略和经营策略后,其规模化的公司优势才会出现;若超市企业门店数量较少,或过于分散则无法实现规模效益。
03 武汉案例:企业资金和技术为主,武汉市政府财政为辅
◆ 自2005年起,武汉市保持引导角色,对“农改超”进行了全面性的规划:
① 引导开发商,在新建和改造中小区的配套设施建设中纳入生鲜超;
② 引导武商、中百、中商等大型商超企业,对符合改造条件的农贸市场直接改造成综合超市或生鲜超市;
③ 鼓励辅导城区内原有的大型综合超市或连锁超市扩大原有的生鲜经营区;
④ 无改造条件的农贸市场先进行硬件、设施和服务的升级;对顶棚式和露天式农贸市场进行逐步关闭;
◆ 武汉市对“农改超”的财政补贴资金扶持力度大
武汉市对新建生鲜食品超市的和农贸市场改建为综合超市的,给予每平方米150元的补贴;农贸市场自行改建升级的,给予每平方米100元的补贴。另外,新开的生鲜超市和改造升级的农贸市场开业之日起,3年内免征城市维护建设税、企业所得税。
◆ 武汉经验:“农改超”引起利益冲突,凸显政府平衡各方需求的重要作用
• 在武汉市“农改超”推进中,有许多市中心内的农贸市场的产权关系不明,利益关系复杂,使得民间资金望而怯步。
• 旧有农贸市场内的管理人员是依靠在市场内收取租金维持生活;在推行“农改超”后,市场管理人员对农贸市场的升级改造、管理维护农贸市场的设施并不热衷。
04 广州案例:民营资本参与度低,政府负担较重
◆ “国企+民企”合资联营:2002年,在广州市政府的牵线下,由广州友谊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发展实业有限公司、广州汽车集团商贸有限公司、广州烟草贸易公司等四家国有企业加上民营的广州市宝鑫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的广州家谊超市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 全面的政策引导:广州市政府还依次公布了《广州市食品放心工程体系实施方案》、《广州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广州市食品安全检测体系意见》、《广州市食品安全流通体系》、《广州市肉菜市场管理规范》等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来保证广州市“农改超”的法源依据。
◆ 主要专注对市场店面的改造:广州市在升级改造过程中,对的农贸市场照明系统、排风系统、排水系统和摊档台面都进行了统一改造,并用玻璃将毛鸡等活体禽类区与其他商品区隔离,屠宰加工区也与售卖间隔离,形成“一厅两房”格局,一改农贸市场“脏乱差”的形象。
广州经验总结:广州市政府在资金和政策上的介入都极深,但在整个工程中更偏向于对农贸市场店面升级改造,因此存在以下几个缺陷:
① 没有构建相应的绿色通道,让超市未能在运输环节上实现优化,导致商品价格依然较高;
② 市场改造后档口租金提升,迫使摊贩提价转移成本;
③ 使用政府财政力量为主,调动私营资本参与不足,政府财政压力过大,后期出现运转困难。
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广州初期的“农改超”工程的结果不及预期,出现了很多消费者转向鬼档买菜,升级后的农贸市场冷清的情况。
05 低线城市政策对农贸市场相对友好,继续推动“农改超”工程
◆ 2009年商务部、财政部联合下发《商务部、财政部关于实施标准化菜市场示范工程的通知》,标准化菜市场成为全国农贸市场转型的主要形态,迅速在全国铺开。
◆ 各地开始在宏观统筹指导下对菜市场进行改造和整治,不同地区政策对菜市场发展起着方向性引导作用。
• 出于城市化改造因素,一线城市不规范的传统菜市场被加速清退,但对标准化菜市场的建设也都给予鼓励和一定支持;
• 低线城市的菜市场被其它业态替速度相对较慢,因此低线城市普遍对菜市场保持扶持鼓励的态度,并将菜市场的升级改造作为重点工作。
小结:早期“农改超”案例分析
从2001年开始,我国各地先后开展了“农改超”工程。其中广州、武汉、福州的“农改超”工程相对具有代表性。通过对以上早期“农改超”案例分析,可以看到“农改超”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
决定“农改超”工程效果的关键因素复杂且多样,包括政府的角色定位、如何调动私营企业参与、农产品生产和流通的体系建设、改造后的管理及运作模式等;仅单独对店面进行升级能达到的效果有限。
虽然这些“农改超”工程发生的时间较早,但对我们理解农贸市场及其所面临的竞争格局依然有非常大的帮助。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升级,“农改超”工程会继续扩散至更多的城市,此前的经验可对其它参与“农改超”的地方政府、社会力量提供参考。
结合新时代下的行业变革,我们将在下一章节中分析农贸市场自身的特点和缺陷及其形成原因,作为未来“农改超”业务的分析基础。
01 农贸市场的经典画像
我们通过汇总其它渠道的草根调研,对农贸市场基本特征归纳如下:
◆ 位置合适、业态丰富:一般面积超过1000㎡,大型菜市场可达10000㎡以上,位置处于周边社区步行范围内,并以菜市场为中心吸纳了早餐店、药店、杂货店等传统的便民业态,是传统的社区消费中心。
◆ 摊贩吃苦耐劳、发展稳定、乐于沟通:菜市场从业人员基本都是外来务工人员,其中30岁以上的夫妻一起经营居多。在摊贩中极少见到新手,通常都有最少5年营业经营。由于自己经营店铺,普遍工作勤奋且乐于与顾客沟通,营造了菜市场“生活烟火气”氛围。
◆ 产品种类丰富、品相好:商品种类包括蔬菜、肉类、水产、水果、加工品、配料等,其中菜、肉、水产是核心商品种类,其中蔬菜类商品种类数量较一般连锁超市更高。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摊贩的精心打理、喷水,农贸市场的蔬菜商品品相也通常优于一般连锁超市。
◆ 核心客户年龄大:菜市场的核心客户类型是年龄介于35岁至50岁的顾客群,其中年龄大于50岁的顾客占比接近一半,此类核心客户生活习惯和消费理念长期固化,对生鲜电商、超市配送服务的接受度比较低。
◆ 消费频次高、客单价低:通过草根调研和观察,认为大部分菜市场的消费频次约每1日至每3日一次,单次消费额约10元-50元。一般情况下年龄稍大的客户消费频次更高,单次消费额更低,年龄稍低小的客户则反之。
02 农贸市场的劣势源于没有规模化,成本无法得到有效分摊
◆ 大型连锁超市可管理能力将人力、租金、物流资源最大化利用,通过分摊费用到达规模化优势。即使考虑超市在企业层面的管理费用率,依然比农贸市场由较为明显的优势。(参考表格1费用率对比表格)
表格1:费用率对比(不含采购成本)
◆ 由于费用率低,当采用同样的定价策略时,超市利润率水平更高,或可通过调整定价来压缩农贸市场的生存空间。(参考表格2定价策略及利润对比表格)
表格2:不同定价策略下的利润对比
说明:商品溢价率-商品费用率=留存利润率。测算中使用的数据参考了国商证券的行研报告《回归理性,如何看待社区团购发展方向》,部分数据来自永辉超市年报的业绩分析及对农贸市场的草根调研。由于草根调研有一定局限性,农贸市场的费用率可能和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并不一样,本测算主要目的是展示规模化企业的成本优势。
实际上,规模化企业的供应链管理更加完善,压缩甚至消灭了供应商在供应链中的参与程度,其成本控制优势应该更为明显。
小结:农贸市场在行业变局中面临多方面的困境
◆ 不符合城市市容管理要求:
由于农贸市场“脏、乱、差”的环境,北京和上海分别在2002年和2005年就开始清理露天菜场和老菜场。2017年在疏散非首都功能的背景下,北京市疏解清退25个农副产品市场。菜市场在一线城市正在加速消失。
◆ 自身的劣势:
① 价格优势不明显:和传统观点不同,菜市场的蔬菜价格对比超市同类商品并无明显优势(本地菜除外),原因是菜市场采购链条中间环节更多(批发商分走销售利润),也让流通中的损耗更大,提高了商户采购成本。
② 落后的环境条件:消费体验差,也很难让消费者对食品卫生安全放心。此外传统老旧菜市场,无规范停车场,在早晚高峰时交通车流量大路过买菜不便。
◆ 年轻人生活习惯的改变:
① 菜市场大多没有明码标价,需要客户与商贩一对一“谈判”磋商,年轻客户有容易被商贩占便宜的担忧;
② 买菜模式有更多的选择,新兴的社区团购(如美团优选)和超市配送(如多点、永辉生活)、生鲜app(叮咚买菜、美团买菜)可让消费者足不出户就买到新鲜商品;
③ 生活习惯上,年轻人因工作原因在单位就餐比重更大,周末及假日更加偏好外出就餐、点外卖,整体对买菜的需求有明显的下降。
01 低线城市菜市场:新时代“农改超”的主要舞台、
◆ “小镇青年”消费能力和意愿提升,驱动当地消费升级:中国城镇化率目前为60%,预计将在2025年提升至65.5%;结构上看,三、四线城市将从周边的乡镇人口引入大量人口,主城区人口整体保持增长态势;三四线城市群体的消费呈现高速增长态势,这些地域的“小镇青年”对品质消费、体验消费、智能消费需求的表达愈发凸显,将在低线城市引领新的消费趋势。
◆ 低线生鲜电商渗透率低,商超仍是主要对手:一线城市中商超已替代菜市场经成为最大生鲜消费渠道,而生鲜电商在近年快速渗透,已经获取了规模庞大的年轻消费群体;相比而言,低线城市的农贸市场份额依然较大,且生鲜电商整体只能属于潜在威胁。
◆ 客户更加多样:结合其它渠道的草根调研,我们发现一线城市菜市场以ToC业务为主,低线城市菜市场的ToB业务占比更大;这些B端客户主要指周边小餐馆、企业或学校食堂等,这个差异出现的原因是一线城市生鲜商品供应链相对更完善,或B端客户更加规模化;但不论其原因,这个差异显示低线城市菜市场更加容易通过B端业务“走量”。
图:中国人口城镇化率预测;来源为智研咨询
图:盒马门店分布(2019年);盒马基本完成一线城市设点,并开始进入部分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基本未足
02 改造手段将逐步偏向市场化行为,管理方作用凸显
◆ “农改超”驱动因素的改变:我国早期“农改超”出现的原因是政府认为传统菜市场不适应城市建设和居民消费要求,进而对其进行改造;而近年来“农改超”的主要出发点是以改善民生为主。
◆ 市场化原则将是下一轮农改超的特点之一:早期“农改超”由政府发起且主导,手段上更加偏向政府工程性质的行为;未来低线城市进行改造时,大概率不会复制第一轮“农改超”工程的模式;
◆ 以淄博市方案为案例,主要思路是坚持“谁投资、谁收益、谁管理”的市场化原则,引导第三方主体参与改造并投资;政府在此模式下的主要角色是制定计划目标和实施方案,并以奖励的方式进行支持。
03 第三个角度:“农改超”应该让摊贩生意更好做
◆ 结合此前的分析,从城市和消费者的角度看,“农改超”是必然且必要的;而摊贩的并不是此前“农改超”的直接受益者。
◆ 在市场化的背景下,新一轮的“农改超”是以改善民生为主要目的,因此摊贩(市场从业主体)的利益不可忽视。摊贩是否也能受益于改造,是决定未来“农改超”工作如何展开、改造是否可达目标的重要因素。
◆ 因此我们不妨换个角度,先以菜市场摊贩的角度出发,分析下一轮的“农改超”应该对其带来哪些改变。摊贩关心的核心问题可归纳为:“增加如何收入”、“成本及费用如何降低”和“我的生意如何更好做?”
基于对摊贩利益需求的拆解,下一步将探讨未来“市场化的农改超”可能出现的改革模式。
04 新型菜市场经理人的出现:通过运营规划提升市场价值
◆ 新需求必将催生新的模式:传统的菜市场管理方主要作用是“房东”和“食品质量及安全检查员”,对摊贩的生意并无直接帮助。新型市场管理方更像职业经理人,通过更高维度的商业规划和统筹能力,对现有的菜市场生意进行升级。新型市场管理者可采取的方法包括:
① 培育新的菜市场氛围,升级行业形象:引导摊贩对商品进行明码标价,建立公平交易、童叟无欺的市场文化;在此基础上,打造适合新一代消费者的“社交消费”氛围,例如向年轻客户介绍蔬菜或肉类各种不同的烹饪方式、推荐应季蔬菜等,从而凸显菜市场的人性化和人情味,可与服务态度相对“冷”的超市形成差异;
② 打造菜市场特色产品:超市的加工食品主要来自中央工厂,口味普遍一般,而菜市场内的加工食品通常由摊贩自主加工,味道更加独特,这也是菜市场对比超市的另一个优势;菜市场管理者可使用低租金吸引优质的加工食品商贩入驻市场,并协助其建立线上、线下的口碑,使其作为关键的引流尖兵带动整体客流量;
③ 更加积极地规划摊位安排,降低行业内卷:依据草根调研,菜市场内蔬菜类商品重合度约为70%,肉类可达90%以上。在保持合理竞争的前提下,管理方可通过适当合并摊位减少“内卷”,维护价格秩序,同时也可提高摊贩平均人效,最终达到提升摊贩经营利润的目的。
◆ 商业规划、增值服务带来的经济效益也可作为管理方收入来源之一,改变传统管理模式中租金作为单一收入来源的情况。
05 产业链条角度:自下而上的纵向优化整合,降低流通成本
◆ 角色转变,优化产业链,提升抗风险能力:传统模式下,菜市场摊贩分散化向上游供应商采购,由于订单较小,单个摊贩面对供应商的议价能力很低,同时单个商贩在疫情或者市场环境影响下,抗风险能力较弱。针对这一痛点,市场运营方应转变二房东角色,以平台化手段运营,整合摊贩采购需求,形成产销对接、订单集采,使得摊贩提升议价能力,并保障供应商根据订单、季节等情况合理供应,消除产业供应链中的多余环节。
同时,在疫情期间,菜市场运营方联合供应商、社区、物业、商贩共同推出线上平台、社区团购等形式,使得商户在重大疫情灾难面前得以维系生存,平台运营手段以“抱团取暖”的形式整合上下游,可大大降低如疫情或自然灾害等市场环境风险对独立商贩的影响。
从供应链入手,通过规模化、集约化来消除信息不对称性,达到规模效益,进而降低流通成本
06 产业链条角度:2C、2B相互兼顾,拓展供应渠道
◆ 菜市场消费者以周边社区居民为主,但很多菜市场都有toB业务,比例最高可达50%。相比较C端订单来说,B端订单的基数较大,且需求品类及订单量相对稳定,更易于菜市场摊贩控制损耗、提高稳定性及运营效率。未来菜市场若要获得更强的行业地位、更大的发展空间,寻求“批零结合”的复合渠道,帮助摊贩整合多方面资源,为商户提供增值服务将是“运营”能力的体现。
◆ 传统模式下的B端客户依然过于小而分散,尚未形成规模效应,对客户自身和菜市场摊贩来讲存在整合提效空间。未来随着第三方平台的介入,或连锁菜市场公司化经营管理,做到管理、销售、配送、标准和品牌的统一,使toB业务的集采、集送成为可能,小B客户将获得价格更低、质量更好、配送更快的商品。
07 产业互联网进入菜市场,形成线下线上一体化
◆ 产业互联网走进菜市场已无技术障碍:随着低成本传感器、智能化设备的普及,菜市场信息数字化、标准化不再是无解的难题;面对新的需求,在新型农贸市场管理者的引导下,产业互联网未来极有可能走进菜市场(而不只是电商企业投资的前置仓)。
◆ 消费互联网面向C端客户,而菜市场的产业互联网模式主要服务于从业者和其供应商:
科技使经营更加简单:打通摊位智能秤(前段传感器)→云端后台(后端分析处理)→商贩手机(可视化界面)链条,可实现收银快速结算和周期汇总、更加智能化的B端客户账期管理、即时商品库存和采购管理、营业利润测算等方面的改变,革命性的提升从业者工作效率;
信息数字化带来产业的智能化:通过对客流量、生鲜商品供应量、周边商超价格变动等数据的监测和分析,结合历史大数据规律,实时对摊贩的定价策略、进货策略进行指导。
线上产业交易平台:摊贩在线下单进货,可通过交易平台将标准化的小订单捆绑成更大的订单,降低采购和流通成本。
结语:
随着新时期我国低线城市的快速发展和各地方政府对菜市场扶持度提升,在以市场化为原则的主导思想下,下一阶段的“农改超”工作将以不同形式展开。同时,我们也可以预见到“农改超”工作的场景将从对菜市场自身的改造拓展至上游行业链条的整合和效率提升。在未来,产业互联网模式也将成为改造菜市场运作模式、打通行业链条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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